2月27日,在罗马尼亚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锡雷特边境关口,乌克兰女子在帐篷外打电话。新华社发
百年变局中的危情怪象
欧洲粮仓,沃野千里。延宕了十个月的俄乌冲突严重消耗了双方的战略资源,并产生难以估量的溢出效应。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球村”,安全危机带来的冲击从来不限于“震中”,也从来不限于“安全”。
粮食告急,油价飙升,通胀高企……欧盟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攀升,10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10.7%,再创历史新高。欧盟委员会2022年秋季经济预测报告称,欧盟、欧元区和大多数成员国经济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陷入衰退,明年第一季度经济活动将继续萎缩。在欧洲之外,俄乌冲突已经造成全球粮食短缺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不少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更是跌入极度贫困和饥饿艰况,破产和动乱的幽灵抵近徘徊。
两国相持兵不解,会应俱碎似连环。从来战火无情,何况俄乌冲突的影响,已不只是两个当事国家之间的“连环”,还在全球形成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
实现和平,不仅是人道主义的关切,也是维系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关键。面对俄乌冲突,中国一直从问题的历史经纬和是非曲直出发,站在公道的一边,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劝和促谈。
当下寒冬已至,第聂伯河冰封千里,而俄乌冲突依旧僵持不下。冲突双方将在战场继续厮杀,还是走向谈判桌?人们不得而知。但世界仍然在期待,冬季的天然止战效应,能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找到出口。
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通电话时表示,中方坚持主张劝和促谈,认为危机长期化、复杂化不符合各方利益。中方支持欧方展现战略自主,引领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实现欧洲大陆的持久和平和长治久安。
要灭火,而不是拱火——这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期待。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元首,印尼总统佐科曾先后访问基辅和莫斯科,他表示,尽管外部形势仍然艰难,但走向和平解决和公开对话仍然很重要,他愿意帮助两国领导人“架起沟通的桥梁”。
访问彰显了佐科总统务实的外交立场,与恪守客观公正的中国主张一样,代表了世界多数国家支持劝和促谈,主张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愿景。
然而,与国际社会普遍愿景相悖,美国与北约至今完全无意推动终结这场冲突。在前期提供巨额军事援助的基础上,12月2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公布了总额450亿美元的《2023年追加乌克兰补充拨款法案》。这将是美国迄今数额最大的一笔援乌拨款,远超白宫上月向国会请求的370亿美元总额。
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造和强化这一联盟。这制造出关于欧洲大陆乃至全球安全秩序的“集体恐惧”,而本已出现“脑死亡”征兆的北约,得以“复活”和强化。北约新“战略概念”称俄罗斯是“最大且直接的威胁”,确认并巩固了该集团积极遏制俄罗斯的政策。俄乌冲突则被拜登总统描绘为“民主与威权之战”和“历史的拐点”。美方更冠冕堂皇地宣称,谁不支持对俄制裁,就是“拒绝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抛开了历史经纬,何来“历史正确”?
当前俄乌冲突的实质,正是冷战后俄罗斯与北约地缘政治矛盾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从根本上看,这是美国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政策长期堆栈而成的恶果,而北约持续东扩及对俄罗斯的长期遏制正是俄乌冲突的导火索。实际上,身经冷战的美国战略家早已对北约东扩的灾难性后果发出预警。“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早在1998年即表示,北约东扩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
11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市场,商贩准备商品。新华社发
安全困境中的希望之光
人间正道是沧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经典《礼记》勾勒出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
“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身处乱世的诗人韦庄曾发出世道不昌的无奈感叹。
在历史前行的某些节点,戚戚内顾比敞开胸怀来得容易,抱残守缺比顺应时代显得“智慧”,迎合民粹比培育合作更受青睐——这正是百年变局的深刻复杂之处。
全球化的退潮、自由主义的隐退、强权政治的回归,让人们心生忧虑:执意强化大国竞争,甚至可能调整资源配置为大战做准备;大步回归集团对抗、冷战传统;与应对疫情冲击相似,为应对地缘政治变化,泛化国家安全,强调的是本国优先,而不再是自由贸易和投资流动带来的普遍受益。
罗伯特·卡根等一些西方知名学者惊呼,“俄乌冲突正在使一个更加危险的多极世界加速形成”“美国治下的和平可能会让位于全球混乱”。
这一看似理性的“警示”不仅美化了霸权,而且颠倒了因果。追根溯源,俄乌冲突只是触发了大国冲突的传统病征,当前危机凸显美国霸权和美西方主导国际治理体系的失效。回望冷战结束以来的三十年,世界本应迎来充满希望的“长周期和平”,但人类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仍在经历持续不断的冲突和危机。
曾几何时,政治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的欧洲被视为和平与繁荣的成功范例。西方学者认为,北约和欧盟双双东扩,可以构成维护欧洲持久和平与繁荣的“双保险”。如今,现实的强烈反差昭示世界,个别国家和集团谋求以实力扩张获得绝对安全,挤压其他国家的安全空间,最终只会造成地区安全局势恶化,让自身和国际社会陷入更大的不安全。
树曲木者,恶得直景!美西方国家长期固守霸权思维和意识形态藩篱,违背时代的发展大势,是当前危机与乱象之源。
面对冷战结束三十年后的危机与乱象,世界需要冷静而深刻的反思。德国前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指出,我们正在目睹大小危机史无前例地汇聚集合,这些危机有许多不仅是衰败的迹象,也是新世界秩序正在诞生的迹象。
面对暴力和冲突的蔓延,恐怖主义的猖獗,全球疫情的肆虐,核战争与核毁灭的威胁,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历史和现实反复昭示我们,世界上既不存在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也不存在脱离世界安全的独善其身,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
摒弃霸权与对抗,追求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福祉所系。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被誉为“这个星球唯一的未来”;主张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全球安全倡议,才被视为“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有力武器”。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最普遍的诉求和愿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当今时代,国际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世界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全球安全倡议是对传统西方地缘政治安全理论的扬弃和超越:
——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萤光爝火,日月之明。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与世界的交流和碰撞中一直秉持着天下一家、和合共生的理念,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新时代的中国胸怀世界和平发展,情系各国人民安危,引领时代发展进步潮流,坚定倡导构建人类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深厚的天下情怀,直面全球安全赤字,引领共同安全道路,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为人类社会通往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世界指出了清晰路径。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认为,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国际社会的需求,“那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共同的安全机制,所有国家都认同一套能带来和平、解决冲突的规范以及价值观,避免一个或几个国家自行其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单方面加强自身的和平与安全”。
7月10日,人们在黎巴嫩的黎波里排队购买面包。新华社发
“霸权治下”的安全反思
“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2200多年前韩非子《初见秦》中“世有三亡”说,仍可以用来把脉当今世界。
今年以来,当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推行歧视性补贴政策,当美国主导北约追求绝对安全而招致俄罗斯的反击时,霸权对安全的消极作用,愈发清晰地暴露于世人眼前——美国霸权主义的历史旧梦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大势背道而驰。
美国的病根在于,无视别国的安全和发展需求,无视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执念于维持自身霸权和“中心—外围”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于核心位置,非西方国家则被永久排挤在边缘。
这也是当今世界安全困境的根源:美西方强行延续霸权,无视乃至压制非西方整体崛起,在应对国际安全问题时极度自私自利。美英等西方国家在论及东西方矛盾时,总是将其归类为民主、人权和价值观矛盾。这是蓄意歪曲事实、误导世界。西方与非西方矛盾的本质不在于文化价值观、制度和人权分歧,而在于国际秩序的不公正不平等。
所谓“美西方代表世界”,注定是一场地缘政治梦幻。尽管美西方施加了巨大压力,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追随美英的主要是西方国家,不到全球国家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人口只占世界的七分之一。世界大多数国家拒绝美西方兜售的民主叙事,更拒绝在美国推行的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
鼓噪“改变中国所处的环境”,也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期待的亚太国家对华“围剿”彻底落了空。印尼国防部长普拉波沃在演讲中明确指出,各国应尊重中国的正当崛起和所需发展空间,“亚洲国家都有曾被大国支配、奴役和剥削的共同历史,因此区域国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友善的环境,以‘亚洲方式’解决分歧和挑战”“我们敦促各国尊重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国家的正当崛起”。
执迷于“遏制中国影响力”,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日前,美国时隔八年再次举办美非峰会。明眼人都看得清楚,此次美非峰会与今年早些时候举办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第九届美洲峰会、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等如出一辙,追踪打压中国的影响力,这似乎成了美国外交的发力点,但在实打实的中国贡献面前注定徒劳。正如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明确表示,所罗门群岛不会“选边站”,针对中所安全合作的反对声音“非常具有侮辱性”。
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
“西方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正走向西方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这样认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指出,“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霸权”。每个国家都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力,但没有任何国家拥有支配整个世界的潜力。
在世界对共同安全、共同发展的追求中,美国的霸权话术已然失灵。
以安全挑战和中国威胁为噱头,并不能为美国修复其在数十年霸权行径中失去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不会置和平发展于不顾,为霸权私利火中取栗。美国国际战略联盟公司创始人乔治·库认为,美国浪费了大量精力和资源企图遏制中国崛起。这种做法从未奏效,将来也不会奏效。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与中国合作,找到互惠互利的结果。
贩卖恐惧,也无法推销“平行世界”。世界各国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红利,希望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寻求理性的平衡。面对执意要把太平洋变为“大国战场”的美国,地区国家忧从中来、拒绝“共舞”。新加坡无任所大使许通美善意地提醒:“亚洲人以贸易为生。”斐济国防部长鲁伊拉图明确表示:“中国是地区发展的主要伙伴。”
充满希望的非洲大陆,同样珍视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而厌恶西方国家居高临下、口惠而实不至的说教。非洲朋友们说:“每次中国来访,我们就收获一家医院;每次英国来访,我们就得到一次演讲。”美国在传统上把非洲视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等却把非洲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大陆。
即使是欧洲国家,也不认同“捆绑中俄”的做法。比利时、荷兰等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反对因涉疆和涉港问题重组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他们认为,欧洲不必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明确表示,法国和欧盟坚持独立自主战略,不赞成也不会参加集团对抗。
图为11月16日在泰国首都曼谷街头拍摄的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标识。新华社发
以天下情怀求索大同之道
“我们不会回去!”
今年夏天,马德里北约峰会期间,反战大游行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不要战争,让我们停止吧”“推动和平是谎言,它在鼓动战争”“北约就像一列疯狂的火车”等愤怒的口号响彻在美欧多场抗议集会活动中。
世界也不会“回去”——在战争与和平、对抗与合作、倒退与进步等根本问题上,“我们不会回去”的呼声清晰而坚定,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正确的一边。
风雷激荡的变局之中,我们看到一些国家迟疑彷徨,甚至保守倒退,继续将自身私利凌驾于国际公义之上。无论是北约战略文件首次将中国列为“系统性挑战”,还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竞赢”中国的战略,美国裹挟西方盟友挑动世界分裂对抗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建桥还是筑墙,合作还是对抗,选择不同,则命运不同。
12月初,首次在中东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精彩纷呈,而中阿、中海、中沙领导人“三环峰会”同样引人瞩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外交行动,体现出中阿面对全球挑战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
从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到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亚太经合组织曼谷会议,再到此次“三环峰会”,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二十大前后三次出访期间,累计同40多个国家领导人双边会见,向世界发出了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中国声音。
这声音回应时代之问,化解时代之困。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格局调整和权力转移期往往也是地缘矛盾多发期。当代的国际安全危机会带来失序,也会催生变革,关键取决于如何应对。
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主张、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到“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中国统筹安全与发展,因应国际形势新变化,应对国际形势新挑战,不断丰富和发展世界安全问题的破解之道。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指明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践行“天下一家”,摒弃“非友即敌”。固守意识形态执念,将世界分裂为“民主的我者”和“威权的他者”,是人类和平发展的根本威胁。只有把代表人类整体的“我们”作为全球性叙事主体,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为旨归,世界的嬗变才能获得有力的正向支撑。
——以普遍安全促共同发展,而不是以绝对安全谋霸权私利。美西方少数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别国经济科技发展进行打压遏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民生困难。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消弭冲突根源,实现世界长治久安。
——开展良性竞争,拒绝零和博弈。在分裂、对抗的意识形态中进行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只会祸乱世界;只有在开放、合作的环境中开展基于公平规则的良性竞争,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坐而论道,起而行之。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在纽约召开的维和峰会上的一段内幕:奥巴马总统轻描淡写地无视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少而又少的事实,而中国挺身而出,承诺派遣一支由8000人组成的训练有素的维和常备军,并出资培训非洲的维和人员。这一大手笔的方案赢得了参会者的掌声。潘基文写道,“我喜出望外”。
这只是中国参与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就乌克兰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探索解决之道,始终做热点问题的斡旋者。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借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平台,中国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复苏注入了活力,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
全球安全倡议与习近平主席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相辅相成,呼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在国际社会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各国谋安全、促发展提供了新支撑。
人间正道在大同。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7日 16版)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